心態失衡下的當前社會生態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持續高增長超過30年了，經濟增長確實大幅度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僅就衣食住行來說，可以肯定地說每一個人都在不小的程度上得益于此種高增長，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改革開放帶來了老百姓的豐衣足食。但是，經濟的高速發展、衣食住行的改善是不是帶來了社會的更加和諧?是不是真正提高了生活質量?是不是帶來了老百姓滿意度的提高?是不是帶來了每一個人幸福感的上升?如果分析這些方面，則會發現有很多新的問題，甚至不少是更為嚴峻的問題。
“豐衣足食”的同時，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都以驚人的速度在增長
民以食為天，我們就先說說食品。近來，人們對于食品的“不安全感”已經演變為十分嚴峻的社會問題。先是三聚氰胺事件使得人們對于牛奶產生恐懼感，后來又是豬肉的“瘦肉精事件”讓人們忐忑不安，各種聳人聽聞的事件不斷被曝光。如果連食品的安全都不能保障，何談豐衣足食呢?所以，僅從上述問題看，我們還不能說人們飲食的水平上升了，而只能說人們更為擔心食品的安全質量問題了。其實，問題何止食品，如果將社會觀察的鏡頭采用全景式展現的方式，就會看到，在經濟高速發展，所謂人們“豐衣足食”的同時，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都以驚人的速度在增長。一些農民、市民為征地拆遷的事件上訪上告，農民工討薪的事件頻頻發生，以及其它各種各樣的社會沖突、利益糾紛、勞動糾紛等。根據網上的數據，近年來，每年發生的群眾事件超過10萬起之多。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兩方面尖銳的對立和反差的現象，一方面有人說現在是經濟發展的最好時期，另一方面，也有人說現在是各種社會沖突最為尖銳的時期。為闡釋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矛盾頻發的對立，近來人們常常引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理論，即認為，在一國經濟發展處于大約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4000美元至12000美元之間)的時候，往往是社會問題最為凸顯的時期。其實，中等收入陷阱理論也僅僅是描述了表面現象，該理論并沒有能夠解釋清楚為什么經濟發展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在數量上升了，但是，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卻更為尖銳了?
經濟高速發展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期望值，刺激了人們的增長欲望
過去雖然普遍的經濟水平不高、生活水平不高，但是，當時人們的期望值、增長的欲望也不高，所以，低收入、擁擠的住房并沒有激化社會矛盾。現在，高速的發展，使得人們的期望值普遍攀升。10年前、20年前，由于經濟發展的水平還有限，拆遷補償的標準也是很低，但人們也沒有高期望，所以，在當時也沒有激化社會矛盾。但是，今天地價的暴漲、房價的暴漲導致拆遷補償的標準也大大提高。新拆遷戶固然得益于提高的新標準，但是，老拆遷戶產生了極大的“不平衡感”。而人們的期望是沒有止境的，所以，高補償造成了輪番上漲效應，于是有“不平衡感”的群體就越來越大。我們知道，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可能是沒有止境的，發達國家發展的歷史都證明，高增長只是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而一旦高增長結束，人們攀升的期望值就會與實際發展水平之間產生巨大的落差，而這種落差往往會造成極其可怕的社會后果。
所以，歷史事實一再告誡我們，高增長固然是好事情，但是，高增長是有巨大社會風險的。如果深入分析近來的每一起群眾事件，都會發現高期望與實際經濟水平、補償水平的落差往往是激化社會矛盾的直接原因。所以，如果說有什么解決對策的話，那就是要平衡增長水平與人們期望值之間的關系，如果還達不到那樣高的水平，一定不要刺激人們的期望和增長欲望，不要承諾那些實現不了的目標。
部分群體產生“相對剝奪感”
社會學原理很長時間以來使用“相對剝奪”的概念來解釋人們的不滿情緒和社會矛盾，即認為人們的滿意感、不滿意感不取決于他們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取決于他們與別人的生活水平的比較，所以，雖然生活水平都上升了，但是與巨富階層相比多數人還是會有被“剝奪”的感覺。改革開放33年來，雖然人們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改善，但是，不同群體之間的經濟差距、收入差距、貧富差距也明顯擴大了。這種擴大會產生什么樣的社會后果呢?
馬克思很早就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著述中闡述了該原理，他說，當人們都住在小房子里面的時候，需求似乎也得到了滿足，后來，隨著文明的進步雖然小房子的規模也有所擴大，但是近旁的宮殿的出現會造成小房子居住者的不滿情緒。數據調查表明，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貧富差距處在比較高位的水平，近來筆者對多種學術調查研究數據的測算都證明我國城鄉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達到了不低于0.5的水平，這在國際上也屬于比較高的不平等程度了。所以，怎樣通過稅收、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一系列政策真正扭轉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成為當前防范社會風險的十分緊迫的社會任務。
體制的巨大變遷會造成人們心理的很大的不平衡感
我國處在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體制的巨大變遷會造成人們心理的很大的不平衡感。我國33年的改革開放是體制快速變革時期，譬如，僅就城市的改革而言就發生了就業體制、住房體制、醫療體制、養老體制的巨大變化。
社會學的研究早就證明，當社會變化速度很快時，多數人會不適應此種變化。當年，歐洲處在工業化、城鎮化高峰期的時候，也是社會矛盾、社會沖突不斷發生，在一定的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都與歐洲的社會轉型有直接的關系。可以預見，中國的體制改革還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所以，體制變遷所造成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社會問題也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當然，體制變遷之所以會造成社會問題，最為核心的還在于“利益關系”，即變革會改變利益格局、改變利益結構，獲利者固然可能沾沾自喜，而喪失利益者則會心理失衡。所以，我國的任何一項改革措施的提出和實施都必須細心分析實施的社會后果，要分析誰是利益的獲得者、誰是利益的受損者。體制改革的原則應該是維護“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缺少與物質財富體系相平衡的強大的精神體系
經濟發展、財富增長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是在物質財富、經濟資源高速發展的同時，缺少一個與物質財富體系相平衡的強大的精神體系，或者說精神體系的建設明顯滯后了。上文提到的我國食品安全領域出現的種種道德淪喪的現象就是明證。所以，任何社會要想和諧穩定，就必須實現上述兩者之間的平衡關系。
比如，傳統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固然不高，人們對自然認識水平也不高，但在精神體系方面，當年到處是廟堂林立，人們相信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對鬼神有敬畏之心，不敢違規，這樣對于人們的行為起到了極大的約束作用。今日中國，科學技術進步了，我們不信鬼神了，但是，精神信念的依托是什么?廢帝制之后，100年來思想體系、行為準則曾處于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遷之中，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念真空、理想真空、信任缺失。這涉及到了中華民族的根本理念，梁漱溟曾說中國是倫理本位社會，中國人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信仰信念都與倫理本位密切相關，認為中國自古不是宗教社會，而家庭生活填補了中國人的信仰信念。但是，在今天中國家庭明顯小型化的獨生子女時代，倫理本位是否還能夠延續呢?
所以，經濟的高發展、財富的高聚集，對于中國未來的精神信仰體系提出了極大的挑戰。當前我們面臨的更重要任務是探索與物質財富體系相平衡的精神體系。這個體系不應該僅僅停留在文件上、停留在學者們的著作里，而應該流淌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里。精神體系的建設是長期的事情，其難度甚至比物質財富體系的建設還要艱難，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準備。
(作者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教授)
【心態失衡下的當前社會生態】相關文章：
我國當前生態經濟發展動態分析03-25
生態倫理學視域下的草原生態文化11-21
淺談當前多元思想指導下的教學設計思想03-09
林業生態模式下產業發展探究01-16
談當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與成因02-23
生態批評視域下的文學與自然論文提綱02-23
生態養殖技術下的水產養殖應用論文03-16
生態美學角度下的茶文化旅游研究11-17
旅游飯店發展失衡的思索03-29
-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