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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性質與得失
《通典》問世迄今已經1190年，人們對它是一部什么性質的書，認識很不一致。在當時，“頗詳旨趣，而為之序”的李翰就為其“知之者甚稀”而“長太息”。兩宋的數百年間，大都“習焉不察”，皆“以類書目之”[①]。陳振孫雖然認為“非類書”，卻又以其“載古今制度沿革”而視之為“典故”[②]。至明，始謂“政書”。近代以來，稱之典制史，為當今多數學者沿用。其實，稱其為制度史也是“習焉不察”。《通典》分九門，兵、邊防兩門根本不記“古今制度沿革”。尤其“邊防”一門，所記周邊政權，相當于紀傳史中的“四夷傳”、“外國傳”。這表明，《通典》一書的性質并未被真正揭示出來。
近幾年，對于《通典》的研究中，曾有高度肯定其為“那個時代歷史家對客觀歷史之認識所達到的最高成就”的評價，觸及到該書的性質問題。遺憾的是，卻沒有更加明確和深入的論證。本文特地提出這一問題，與同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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